第(3/3)页

    还有，如果一名男子已经六十岁了，就不能娶年满五十的女子[1200]。婚姻是花，必须结出果实[1201]，否则已婚者就是在白白享受巨大特权。卡尔维斯亚努斯元老院基于同样的理由宣布的法令是：禁止不满六十岁的男子娶五十岁以上的妇女[1202]。这就是说，法律必将惩治超过五十岁却还要结婚的女子。提比略使帕匹亚法变得更加严厉，因为他规定：六十岁的男子不得与未满五十岁的女子结婚。意思是法律同样会惩治超过六十岁还要结婚的男子。[1203]不过，提比略的这项规定，后来被克劳迪乌斯废除了[1204]。

    意大利的气候适合采取这一切的措施，如果换成北方的气候，则不太允许。在北方，即便男子年满六十岁了，其精力依然旺盛；即便女子满五十岁，其生育能力也没有丧失殆尽。

    奥古斯都规定：身为自由民的元老院元老[1205]，可以娶获释的女奴[1206]。此举的目的是让男子不受不必要的限制来择偶。按照帕匹亚法律，元老不许娶获释女奴或女戏子[1207]。在乌尔比安执政时曾公布若干条元老院法令来规定，曾经是娼妓、女戏子或公开被判刑的女子，自由民不能娶以为妻[1208]。此类法规到了共和时期就几乎不再出现，因为这方面的乱局已经被监察官们结束。监察官们还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君士坦丁制定了一项法律[1209]，使得所有地位尊贵的人都受到帕匹亚法禁令的约束——原先的约束范围只适用于元老院。但是，地位低下者是否受到约束，该项法律没有提及。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根据《君士坦丁法》的规定，只有自由民要必须接受上述各种婚姻之禁令的约束。而更大力改进的查士丁尼则废除了君士坦丁的法律，从此之后，各种人都可以通婚，然而，从中产生的那种自由，是令人悲痛至极的。

    拒不结婚显然就是违法，因而要受到同样的惩罚。违法的婚姻一旦由于妻子死亡而结束，娘家出嫁的钱财[1210]就要被撤销[1211]，因此，对当事人来说，这种婚姻在民事上完全没有好处[1212]。

    那些宣布谁是缺乏能力者的法律，其性质基本上是财政性的，而非政治性和民事性的，因为奥古斯都把这种人的遗产和遗赠收入了国库[1213]。对于沉重的负担，人们本来已经十分痛恨，现在又加深了一步，因为国家财政太过贪婪了。对这些法律的修正，在提比略掌权时已经成了必然形势[1214]。尼罗削减了用于奖赏告发者的国库钱财[1215]，图拉真终止了财政上的变相掠夺[1216]，而赛维卢斯直接修改了这些法律[1217]。法学家们按照这些法律判决时，不再那么严苛残忍，因为这些法律让他们觉得可恶和可恨。

    为了减轻这些法律的严酷，几位皇帝还下令，享有夫权、子女权和三个子女权的人，还享有特权。[1218]这些法律对个人的惩罚，也被这几位皇帝废除了[1219]。但是，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法规，则保持原来的严酷，也不撤除对个人的惩罚。

    按照宗教的要求，维斯塔守护女必须始终忠贞不渝，因此，赋予她们子女权是一个正确的决定[1220]。同样道理，使不能结婚的士兵拥有丈夫权也是正确的决定[1221]。按照惯例，有些公民法对皇帝没有约束力，而奥古斯都豁免的两项是解放奴隶的权力[1222]和留下遗产的权力[1223]，就是说，相关法律在这两项上都约束不到他。这些例外毕竟是极少数。但在后来，极少数的情况反而使法规得到执行，因为免受约束的范围被无限制地扩大了。

    不顾公共事务做事的风气，已经通过某些哲学流派进入罗马帝国。共和国时期，这种风气的流行程度不可能这么高[1224]，因为那时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对战争与和平技艺的研究中。这种思想潮流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认为要达到至善的境界，离不开冥想的生活；另一种认为应该远离家庭的关爱和烦恼。这种哲学所开启的思想，经由后来出现的基督教而固定成形。

    帝国与教会僧侣，两者始终保持着某种关系，由此可以推出，基督教把自身的特性传给了法学。提奥多西亚努斯法典其实只不过是集成了多位身为基督教教徒之皇帝的法令，这一点我们一读便知。

    曾有一位作者作词颂扬君士坦丁，[1225]他对君士坦丁说：“消除邪恶和敦化民俗，即是您制定法律的全部目的。有些古代法律制定出来的目的，似乎只是让天真的人迷乱，为此设下圈套，而如今您已废止这些诡计。”

    可以肯定，君士坦丁更改法律的思想动机，或者与基督教的建立有关，或者就是基督教的至善境界。使主教们拥有权威的法律——在这些法律的基础上，有了教会的司法权——是由第一种思想促成的。而削弱父权即剥夺父亲对子女财产所有权的法律[1226]，就产生于这些法律。子女的依赖性已经达到极致，他们总是不充分关注已经确立的东西，因此，克服这种依赖性是宗教传播的必经之路。

    那些为了达到基督教之至善境界而制定的法律所废除的，主要是帕匹亚法[1227]所规定的刑罚以及对不婚者和婚后无子女者的惩处。

    “似乎是出于人类因自身努力即可不断增多壮大的观念才制定出这些法律，然而人口是增是减，实际是上帝的意愿。”一位教会史学家[1228]这样说道。

    对于人类繁衍，宗教原则影响极大，有可能是激励，也有可能是抑制。受到激励的例子比如宗教促进了犹太人、穆斯林、波斯的祆教徒以及中国的人口增殖，抑制的例子比如基督教之后的罗马人。

    时时处处都存在着关于节欲的说教。就性质而言，能够做到节欲的人恐怕非常少，故而这种品德更加完美。

    那些允许夫妇各自按子女多少得到馈赠的十分之一法，没有被君士坦丁废除，却被小提奥多西废除了[1229]。

    查士丁尼宣布，帕匹亚法所禁止的一切婚姻，都是有效的[1230]。帕匹亚法要求人们再婚，而查士丁尼则把优厚待遇给了不再婚者[1231]。

    古法不允许剥夺人们结婚和生子的自然能力，那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按照过去的规定，只有不结婚才能接受遗产[1232]，奴隶也必须在奴隶主面前发誓不结婚生子才能被释放[1233]。这个条件和这种誓言，均被帕匹亚法废除了[1234]。帝政时期留存下来的寡妇不得改嫁的规定，违背了古法，也是我们的法律所要求的，至善境界是其思想来源。

    在信奉基督教之前，罗马人使结婚者和多子女者享有特权和荣誉。这些特权和荣誉，在任何一项法规中都没有被明文禁止，然而婚姻是谈不上荣耀的，因为享有优先地位的是独身。税务承包者的许多好处都被强制取消了，给出的条件是同时取消对其惩罚，这自然使人们想到了更容易的事，就是取消对他们的奖赏。

    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独身先得到承认，很快又成为必需的。在这里，希望上帝不要怪我对基督教采用的独身制提出反对意见。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独身生活，面对它恐怕谁都要说些什么，都会提出反对。它形成于放荡的生活。通过天然的情感，如此生活的男女侵蚀着对方；他们所追求的两性结合，让他们越来越坏，有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好的两性结合，但他们予以逃避。

    已婚者容易受到有条件结婚却不结婚者的败坏，后者越多，越容易败坏前者。就像偷窃因小偷儿增多而增多一样，不忠于婚姻的事情由于不结婚者增多而增多。这一规律是符合自然的。

    第二十二节关于弃婴

    在弃婴行为的治理上，早期罗马人制定的法规已经很优秀了。迪奥尼西奥斯·哈瑞凯纳斯说，罗慕洛斯规定养育所有儿子和长女[1235]是公民不可推卸的义务。婴儿如果经最亲近的五位邻居检验后确定肢体不全或畸形，则可以抛弃。

    那些准许父亲决定子女生死和禁止弃婴的法律，在罗慕洛斯看来有些过分了。为了进行调和，他规定，如果婴儿未满三岁，坚决不允许杀害[1236]。

    迪奥尼西奥斯·哈瑞凯纳斯的著作告诉我们，罗马历227年时还在实行着要求公民结婚并抚养所有子女的法律[1237]，可知习俗一直在制衡着准许抛弃幼女的罗慕洛斯的法律。

    从西塞罗的一段记述中，我们知道了罗马历301年制定的有关弃婴的规定，这些规定纳入了十二铜表法[1238]。对于这之前的规定，十二铜表法没有进行任何改动，相关证据是：西塞罗在讲述保民官的职务时说，十二铜表法同样有只保留正常婴儿、出生畸形的婴儿可以立即掐死的规定。

    塔西佗说[1239]，日耳曼人相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强有力的好习俗和好法律，他们从来不弃婴。可知罗马人只是后来才废止禁止这种习俗的法律，之前也曾有过。罗马法律中，似乎没有一条是允许抛弃婴儿。[1240]直到很晚的时候，就是人们安适的日子被奢靡夺走的时候，弃婴的恶习才形成。那时，父亲只会把贫穷作为财富留给子女，把真的财产留给子女，在他看来是无辜的财富流失；财产是财产，家族是家庭，两者必须严格划分开。

    第二十三节世界在罗马灭亡后的局势

    在最强盛的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制定了有效的法律，增加了人口数量。在那时，许多人丧失了勇气、胆量、韧性和荣誉心，甚至丢失了美德本身，而这正是罗马人所需要的。然而，良好的人口局面不久之后又一次次遭到破坏，以至想要修复它，竟连最高明的法律也做不到了。这些破坏因素先后有：共和国的日落西山，无政府状态随处可见，军政府和残酷的帝政，极端的专制主义，软弱的君主政体，蠢笨、愚顽而迷信的宫廷。罗马人似乎是抱着削弱自身以至无力自卫，最后被蛮族征服的目的来征服世界的。先后入侵罗马的民族有哥特、哲特、撒拉森和鞑靼等，一系列外族入侵之后，罗马只留下了蛮族的此消彼长。神话时代就是这种情形，在洪水过后，有许多人武装起来，于陆上厮杀。

    第二十四节人口问题使欧洲发生了哪些变化

    人们看到当时的情况，都不相信欧洲还有复原的可能。特别是，整个欧洲由于查理曼大帝的统治而变成一个大帝国，其领地无边辽阔。但接下来，欧洲又分裂成若干个小国。问题出在政体上。我对这些连国君都住在村子或城市里的小国要指出的是，人口数量决定了他们的势力、财富和安全。因此，增加人口的办法，他们无一不特别关注。果然，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这些欧洲小国中的大多数，当时的人口比现在还要多，尽管它们的政体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贸易的熟悉程度也不及后人，还始终面临着战乱和争斗。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此不能深究，但我却想说说十字军。这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就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普芬道夫先生说，法国在路易九世掌权期间竟拥有两千万[1241]的男子。

    人口随着小国的连续合并而逐渐减少。过去各占一村的多个首府如今汇成一个，过去有多个权力中心——即多个地区——的法国，如今合并为国家本身这一个权力中心。

    第二十五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欧洲航海业在最近两个世纪里的进步确实很大，这一发展对人口的影响却不仅是增长，还有缩减。因为，前往印度的航海员，每年都有一大批，而能够返回的只有三分之二，其余的不是死了，就是在印度定居了。其他从事印度贸易的国家大体也是这种情况。

    欧洲是欧洲，航海大国是航海大国，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一个航海大国的人口，将因近邻国家海员的纷至沓来——为了参与其航海业——而增长，但如果欧洲的人口有所减少，航海大国获得补偿的方式并不适合欧洲，因为欧洲由于宗教[1242]、海洋和荒漠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了。

    第二十六节结果

    在今天，欧洲若要促进人口增长，还是要借助法律，这个结论就是从以上所有论述中得出的。公民数量太多，共和国不胜重压，这是以往的希腊政治家们总在指出的，同样的，今天的政治家总在思考增加人口的方法。

    第二十七节法国用以促进人口增长的法律

    若有人养育了十个子女，路易十四就发赏金给他，并把更多赏金给养育十二个子女的人。然而，拥有如此多的子女，毕竟如同奇迹，奖赏不应只给这种人。要培养出一种普遍的、利于人口增长的精神，唯一的办法是像罗马人一样，把奖励和惩罚措施都普遍化。

    第二十八节填补人口缺失的办法

    国家的人口减少，未必不可补救，比如意外、战争、瘟疫或饥荒造成的人口减少。灾难会使幸存的人们更加勤奋，因为只有发扬原有的劳动和勤奋精神并想办法弥补损失，才能从灾难中挺过来。难以治愈的人口损失，是那些由于长期的内部弊病和政体性质恶劣而造成的人口损失。在这种地方，国家的颓败、悲惨，政府的残暴与偏见，伴随人们一生，当人们死去，往往只能看着，却不知为何，可以说，毁灭他们的疾病，他们已经习惯于其中，感觉不到那是疾病了。这方面有两个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笼罩在专制主义阴影下的国家，一个是神职人员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国家。

    增加新生婴儿以弥补这两种国家人口损失的愿望必将落空。当一个人来到最荒芜的地方，勇气和勤奋精神均丧失，再想弥补已经为时已晚。本可供养一个民族的土地，现在只能养活一个家庭，而且是勉强做到。荒地在这些国家随处可见，却依然没有属于下层人民的那部分。不知不觉地，所有国土都归神职人员、君王、城市、权贵和重要公民所有。这些人占据着荒芜的国土和家庭被毁后留下的牧场，而劳动人民却什么也没有。

    罗马人曾在部分国土上推行弥补政策，就是让每个没有土地的家族拥有土地，并把开荒和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现在，整个帝国的以上情况，也可以推行这种政策了。应不断进行土地分配，直至满足了所有愿意接受土地的人。这样一来，被荒废的可以用来劳动的时间，再次被利用起来。

    第二十九节扶贫院

    贫穷的原因是不劳动，而非本来就不名一文。一个人哪怕没有任何财产，仍然可以过特别舒适的、完全可匹敌年收入一百埃居者的生活，只要他从事劳动。一个人只要有一门手艺，就算没有任何财产也算不上贫穷；相反，一个人如果拥有十亩土地，却不耕种，也会穷得生活难以为继。对手艺人的子女来说，遗留下来的手艺就是一份财产，而且，这财产的份数与子女数量一样多。而子女将十亩地产作为财产继承起来，却是一种分割，越分越小。

    经商国家里的老人、病人和孤儿必须得到救助，因为那里许多人的谋生手段就是一技之长。文明国家救助需要救助者的费用，来自政府的工艺基金，这样一来，这些人当中的有能力者，有机会直接从事劳动，而其他人也在从事一种劳动，就是学习如何劳动。

    国家义务的完成，绝不只是施舍大街上衣不裹体的流浪汉，因为国家义务不止于此，它包括为所有公民的生存、食物、合身衣服和无害健康的生活提供保障。

    “为什么不建立扶贫院呢？”当奥朗则布面对这个问题时回答说：“我将要使国家富有起来，届时扶贫院已成为摆设[1243]。”其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在建立扶贫院之前，我要先让我的国家富裕起来。”

    经济活动频繁才能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如果商业出现了许多分支，就不可能所有分支在经营方面都毫无困难，不可能所有从业人员永远都工作顺畅。正是因此，国家必须快速提供援助，以免人民受苦或造反。因而，扶贫院的建立或其他措施——避免悲惨事故发生——是有必要的。

    然而，贫穷国家的贫穷先是普遍性的，后是个人的，因此可以说，贫穷国家的个人贫穷是普遍贫穷的代表。要解决个人贫穷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所扶贫院都不可能做到，恰恰相反，个人将由于扶贫院引发的懒散风气而更加贫穷，因为它先加重了普遍贫穷。

    在英国，亨利八世废弃了僧侣制度以实现教会改革[1244]。僧侣这个阶层，本来就好吃懒做，而且由于他们的好客，另外还有一批同类人寄生于他们。这些人是无所事事整天闲逛的懒汉、绅士和小市民，他们的谋生手段，就是在一个又一个修道院游走。绅士的生计问题，在修道院里得到解决；下层人民的生存问题，则寄托给了扶贫院。但扶贫院被亨利八世果断地关停了。英国在这些改革之后确立起来的，是商业精神和工业精神。

    在罗马，所有人都满意于扶贫院，感到十分不舒服的，只有努力劳动的人、有一门手艺的人、精心传艺于他人的人，还有就是土地所有者和经商者。

    我已经说过，一个国家即便富有，国民也难逃命运安排的各种意外，因此同样应该建立扶贫院。在永久性的济贫机构和临时救助措施之间，我偏向于后者，因为偶然的意外一般只造成短期困难，要缓解这种痛苦，应该使用临时救助。


    第(3/3)页